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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章中说到如今年轻人中存在的一种“躺平”现象，其实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内卷”现象。
说起“内卷”，最早的出处是刷爆朋友圈的几张名校学霸的图片：有的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的人在宿舍床上铺满了一摞摞的书之后，“边骑车边看电脑”的“清华卷王”等热门词语登上热搜，相关的表情包也在不少大学生的社交软件中出现。
内卷，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当社会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人们就通过竞争来获取更多资源。而经网络流传，很多大学生用“内卷”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努力的通货膨胀”。
这种现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遇到的情况，既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相同在于“社会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比如高考，那真是“千人万人过独木桥”。不同在于那时是比较理性的、有序的竞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个人的发展机会。
我年轻时的状况足以证明这一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着一个春天的故事。各条战线生机勃勃，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尤其是年轻人焕发出青春活力。当时有这样一首歌曲非常流行：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我有幸成为八十年代新一辈中的一员。唱着这首激情豪迈的歌曲，我于1982年9月，来到了大上海，跨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
我出生在农村，从未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突然置身于世界级的大城市，我既有“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胆怯和惊奇，又有“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感受与赞叹。而更让我兴奋与沉醉的还是大学。这是我的渴望、我的梦。当我跨进复旦大学的校门，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的名牌大学！虽然几天前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不该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但仍掩不住她的灼灼之华。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复旦大学曾经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周谷城、陈望道、苏步青、朱东润、谢希德等著名学者长期在校执教。复旦大学共培养了数十万名各类毕业生，涌现出包括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等校友在内的众多杰出人才。我到复旦上学那年，苏步青校长刚刚退居二线，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接任校长。我们这个班还是谢校长亲自批准开办的呢。
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珍惜机会、珍惜时间，在知识的殿堂里实现思想、精神、才智的升华！
我们这个班，是从全国各级媒体单位选拔出来的，有些人已有长期的新闻实践经验，还有的获得过“范长江奖”“邹韬奋奖”等全国新闻大奖。我与他们相比，年龄上是小弟弟，工作上是小学生，所以，我暗下决心，利用这么好的条件，向老师学习、向同学学习。
大学里并不是整天有课，我却把时间排得一点隙缝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一天晚上，我独自在教室里自习，直到很晚才回宿舍。到了宿舍，见大家惊魂未定，一问吓我一跳：就在半小时前，上海地区发生了一次有明显震感的地震。同学们与我开玩笑说：“你太专心了，假如发生大地震，你就没命了。”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从课堂和书本中吸收知识的营养，以此充实和提高自己。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自觉的、专心的、认真的学习，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习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专心和勤奋。
在复旦期间，我还把学习与写作结合起来，几乎一天写一篇稿子。每天下午，一般没有什么课，我就躲到图书馆，翻资料，想题目，打草稿，晚上到教室里去修改和抄写。翌日一早，我从学校跑到江湾五角场，一来把稿子投进信箱，二来阅览一下邮局门口的报刊窗，了解新闻，从中得到点写作的题材与灵感。
开头几个月，投出去的稿子没有一篇被录用，我心灰意懒，写作动力已是微乎其微。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上海第一监狱去参观。一位女监狱长向我们介绍了监狱改造罪犯的做法和犯人改过自新的情况，感人至深。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假如他遇到了朱伯儒》的短文，寄给了监狱里由犯人办的《劳动报》。不料，没过几天，文章在该报登了出来，编辑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寄给我一幅由犯人画的绢画，画面是几棵竹子，很是雅致。这幅画，我至今保存着。
这次意外的收获，又激起我写作的热情和勇气。我继续每天写一篇稿子，投向各种报刊，每当写完一稿，心里总是一阵轻松。但把稿子投进信箱以后，心情又沉重起来：是“死”是“活”，前途未卜。不管心情如何沉重，总有一线希望存在，于是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等待的结果，喜讯极少，绝大多数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我最怕的是一封一封退稿信。退稿，就是对稿子判“死刑”，意味着自己的劳动成了无效劳动。其实，我怕退稿，原因并非仅仅于此。有段时间，退稿信不断，甚至一天要收到几封。一次回宿舍，看到几个同学拿着我的几封退稿信在议论些什么，我的脸“唰”地红到脖子，简直无地自容。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稿件的后面，注上一句话：“如不采用，请勿退稿。”这一招果真见效，之后就再也收不到令人生厌的退稿信了。
收不到退稿信，不仅不用担心别人的议论了，而且还可以使自己常常保留着一份希望：这篇稿件也许能被采用吧?
有希望在，就有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我继续坚持每天一篇的写作，直到毕业。我大略统计了一下，在复旦学习期间，我共写了各类文章近500篇，被中央和全国各级各类报刊采用的大约30多篇，如《谈谈“对牛弹琴”》《焦裕禄“送才”却“留才”》《“天知、地知”正解》《天若有口天亦“推”》《为“包”先生鸣不平》《人才流动与“闸”》《“狼来了”新释》等。
我之所以要把写作的数量和录用的篇目列出来，就是为了说明做任何事情，不仅要勤奋，还要坚持。在困难中坚持，在曲折中坚持，在失败时坚持，当然，在成功时也要坚持。“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这是毛主席说的，也是我的切身体会。只有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不断取得成绩、成就与成功。
我在复旦大学期间的持续写作，虽然绝大多数文章没有被刊用，成了废纸，但废纸不废，既不是“收益努力比的下降”，更不是“努力的通货膨胀”，它为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主要的是，养成了我的良好写作习惯。这种习惯始终伴随着我，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不属于“内卷”，更不属于“躺平”，而是属于勤奋的、持之以恒的努力！
编辑 | 胡亦涵
责编 | 陈驰骋
审核 | 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