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那年，亲眼目睹了父亲盖土坯房的全过程，从垫宅基、夯宅子、和泥、垒墙到上梁和盖屋顶，五十年过去了我仍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画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农村盖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土坯房。垫宅基的时间得选择冬春两个季节，因为冬春是枯水期，从沟渠汪塘底挖黄泥土容易，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冬春是生产队农闲季节，容易请到青壮年劳动力帮忙。
垫宅基一般都是从离家不远处的沟渠汪塘底挖的老黄土，这土粘性大，干了以后坚硬结实像石头一样。挖黄泥土是个重体力活，只有青壮年男人才能干。记得那年我家盖新房子，春节刚过十来天，父亲就请来了本生产队七八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一起去西大沟里挖土垫宅基。我和弟弟还有邻居家的几个孩子不顾天寒地冻跟着运土的小推车跑前跑后地看热闹。
挖土运土的队伍中有三四个人在沟底挖土装车，每一锹几十斤重的黄泥土得靠双臂举起来放在近一米高的独轮车上，寒风里他们个个脱下棉袄，还是累得满头大汗。每干大约一顿饭的时间父亲就吆喝各位抽袋烟歇一歇。记得庄子上的薛四爹，在休息的空闲时讲他外出扒河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带领范湖乡一百多人去百里以外的淮河工地扒河，他是个带队的副乡长，负责协调指挥就行了，但是他却经常拿起铁叉甩掉棉袄和小伙子们一起干。有些人生病了，父亲就直接顶上去，上土或推车什么活都干。在薛四爹的眼里，我父亲就是一位英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真的很了不起。
农村垫宅基推独轮车运土的多数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手脚麻利，腿跑得快，二百多斤一车土，把独轮车压得吱吱作响。冷风里他们满脸是汗，张嘴喘着粗气，遇到上坡路段，必须咬着牙，咧着嘴，伸着脖子，双脚扒紧地面，才能挺上去。推独轮车得讲究技巧，既要有力气，又得用巧劲，巧劲主要是保持独轮车的平衡，农村的小土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特别是范家湖的老岗地，很少有平坦的路面，总是坑坑洼洼的，控制不好二百多斤的独轮车很容易在路面上翻车。
一天下来，三间房的宅基就垫好了。宅基高约六七十公分，孩子们便爬上去玩耍，从黄泥土中寻找光滑圆润像麻雀蛋一样的小砂礓，作为“拾蛋子”的游戏工具。
经过几个月的下沉，特别是雨水的浸泡，宅基自然实落了许多，但是垒墙之前还必须进行人工夯实。夯实，老家人都叫“打鹅”。“打鹅”在我的记忆中是盖房子过程最有趣味的一个场面。所谓“鹅”就是人工打磨的一个大圆饼石头，像个磨盘，它的直径大约六七十公分，厚度约二十多公分，一百多斤重，四周有七个孔鼻子，每个孔鼻子上都栓一根两米多长的粗麻绳。
在范家湖的方言里“打鹅”就是打夯。“打鹅”的时候，七八个壮汉每人拉着一根粗麻绳的末端，合力将“鹅”抬举过头顶再使劲拉下，“鹅”自身的重量大，又被抬举两米多高后猛地落下，强大的惯性力硬生生地把宅基砸出个深深的凹坑，这样反复多次，宅基就被夯实了。
让我难忘的是“打鹅”人唱的号子，时而激越高亢，时而又宛转低沉。那个领唱的人一般都是由声音洪亮嗓门大的壮汉担当，领唱者高声唱一句，其余的人齐声应一句，可谓一呼百应，场面热闹极了。我记得最清晰的那几句就是：“小鹅撂起来呦！唉——呀呀嗬唉！”“谁个不使劲呀，唉——呀呀嗬唉！”“大伙使劲剋呀！唉呀呀嗬嘿——”这“打鹅”歌其实就是范家湖人夯宅基的劳动号子。
前后三庄只要有人家盖新房的，在“打鹅”那天，孩子们就乐坏了，忙里偷闲都得跑去看“打鹅”。男孩子边看边听边学，在大人们休息的空档里，孩子们总是厚着脸皮跑上去“试试”，像模像样地抓起“鹅”上栓的粗麻绳，龇牙咧嘴地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办法抬举起一、二百斤的“鹅”，只能撅起屁股扯着嗓门模仿叔叔大爷们唱起“打鹅”歌……
夯好宅基就进入和泥垒墙这道工序了。和泥垒墙一般都是选择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因为春天雨水少，墙干的快。垒墙用的泥土和垫宅基用的泥土完全不一样，垫宅基用的是沟塘底部的黄泥土，黄泥土粘性大，干了以后结实坚硬像石头一样，尤其我老家范家湖是典型的老岗地，到处都是黄泥路，至今记得雨后走黄泥路真是太难了，得“一崴二转”不然就寸步难行。小时候除了冬天，我们这些孩子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光脚走那黄泥路的，即使有鞋子穿，走了一趟雨天的黄泥路鞋子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说起范家湖的黄泥路，乡亲们真的苦不堪言，小伙子找个对象一听说范家湖是黄泥路，十有七八就没戏了。
垒墙用的土是农田里的种植土，范家湖的种植土是灰白色的两合土，既有一定的粘性，又不像黄泥那样让人讨厌。父亲选好垒墙的日子后，便提前五六天请几个壮劳力从生产队的大田里用小推车一趟一趟地把垒墙土运到家。垒墙土放在院门口的空地上，堆得大约有大人的膝盖高，然后父亲就利用每天晚上收工回家的空闲时间，从门前的汪塘里挑水浇在泥土上。五月的傍晚，太阳虽然不像中午那么炎热，但是照在父亲赤裸的前胸和后背上，让他黑里透红的皮肤闪闪发光，被扁担压弯的腰板，凸出的肩胛骨，显得格外清晰，顺着他黝黑的后背滚落的豆大的汗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望着父亲挑水的背影，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也生不出对父亲的怜惜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就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只有母亲看见父亲一人挑水太累了，便叫三个姐姐和我从邻居家借两只水桶，两人一组抬水帮父亲浇土，我们抬了几趟就被父亲就叫停了，叫我们去玩耍或帮母亲喂猪喂羊，他自己一个人继续在夕阳下不急不慢地挑水，大约二、三个晚上垒墙用的泥土就被父亲浇透了。
在选定垒墙日子的前两天，父亲开始和泥。我和弟弟模仿着父亲的样子，光着脚丫把裤管卷到膝盖上面，跟在父亲身旁往浇透水的湿泥土上撒一层麦秸草，这样和出来的泥土才有“筋骨”，垒起来的墙干了不仅结实，还不容易开裂。父亲和泥的搭档是从生产队里借来的大水牛，水牛体重大，四条腿像四根木桩子一样，父亲牵着大水牛在泥塘里转圈子，把泥塘的每个角落都踩了个遍。我和弟弟一直跟在大水牛的屁股后面跑。第一层麦秸草被牛蹄子踩进烂泥中，我们又开始撒第二次麦秸草，这样分别撒到三四次才能停下来。让我最兴奋的是和泥时，父亲唱的赶牛歌，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啊啰啰唉——啊嗨嗨——，啰啰唉——啊啰啰唉——啰啰嗨——”水牛听了就越跑越有劲。泥快和好了，父亲看大水牛累了，便叫母亲把家里喂羊的青草抱来给大水牛加个餐，又叫我和弟弟端一盆水来给大水牛饮。他自己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一瓢凉水，仰起头，咕噜咕噜地一饮而尽，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抽烟一边摸着大水牛的头，目光里充满了对大水牛的感激之情。
和好的垒墙土，粘粘的像母亲面盆里发过的糟面，用手挖起一块来，湿漉漉的，软硬适度，反复挤压既不渗水又不开裂。此时父亲才会宣布和泥大功告成，让我和弟弟把老水牛送到生产队的牛房里交给水二爹。
第二天就是垒墙的日子。垒墙这天，父亲照例请来七八个男劳力，他们分工明确：打泥饼的，运泥饼的，还有传泥饼的和垒墙的。垒墙的人得是个有技术的老把式，除了必须确保一次垒到1米高，关键垒好的墙体不能东倒西歪，每块泥坯堆叠在一起既要整齐上线，又要相互咬合紧密，不能出现空洞和缝隙。特别是四个墙角必须确保其横竖呈九十度角。有经验的垒墙高手还会在墙角每隔三五十公分处斜放上两根细木棍，使墙角更具有稳定性。
在垒墙的人休息的档口，母亲提早在院子里摆上方桌，放上几个大碗，每个碗里放一汤勺紫红色的砂糖后再加上满满的一碗开水，搅拌成糖水让垒墙的叔叔和大爷们尽快恢复体力。在那个年代孩子们只能在生病吃苦药的时候才有机会喝上半碗糖开水。我和弟弟站在方桌边，守着几大碗糖开水，心里痒痒的，不停地往肚子里咽口水。我们俩相互望望对方，眼睛不约而同地盯着桌子上盛糖的碗，心里想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弟弟见父亲不在，母亲又只顾从锅屋里进进出出，便伸出小手从那个蓝边大碗里用两个指头捏了点紫红色的砂糖放在舌尖上。我看着他用舌尖舔舐那沾满砂糖的指头，脸上生出幸福而快乐的笑容，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望望正在洗菜的母亲，我也向那只糖碗伸出了两个指头……母亲望了望我和弟弟，放开嗓子咳了一声，我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我赶紧拉着弟弟向院子外跑去……
院门口，几个看热闹的孩子正从垒墙用的泥塘里挖出一小堆烂泥，趴在地面上玩盖屋子的游戏。邻居家的几只土狗也跟在孩子们的屁股后一起打闹着，我和弟弟立刻趴下身体加入到孩子们的游戏队伍中。
垒墙一共得分三次，间隔时间大约十天半月的，每次只能垒到有八九十公分高。墙垒好后就到农村收麦子的季节了，收完麦子父亲就准备盖房的屋梁了。听母亲说父亲把几年积攒下来的钱和从亲友处借来的钱都用于购买木梁还不宽裕。当年，经济条件稍好些的家庭木梁一般选择漂亮的水杉木，水杉硬度大，笔直坚挺，粗细匀称，但是价格贵。像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情况，父亲只能选择部分杂木和廉价的毛竹混合着用。在范家湖，不管家庭经济怎样困难，房梁用的木材必须遵循古训：头不顶桑，脚不踩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房梁不能用桑木，人死了棺材不能用槐树。长大后我琢磨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乡下人讲究吉利，桑木的“桑”音同“丧”，人们忌讳，故而禁用其做房梁的木材；人死了，棺木不能用槐树来做，因为“槐”音同“坏”。
盖房子上大梁这天是最热闹的，在范家湖，盖新房子是一个家庭里的头等大事，而上大梁又是这大事中最盛大的场面。
上大梁首先要找懂黄历的先生算一下才能确定具体时日，不能自己随便做主，这是范家湖人都会遵守的习俗。
父亲在确定好上大梁的良辰吉日后，母亲提前好几天就把新收下来的小麦用家里的石磨磨成面粉，在上大梁的前一天用小麦面蒸了两大笼鸡蛋大的小馒头，足足有一百多个。外祖母挪着小脚拄着拐杖亲自去离家两里远的黄嘴圩街上，买来桃红色的颜料，用热水调好后，帮母亲一起在小馒头上点上三个红点儿，这点上红点的小馒头漂亮极了，既喜庆又诱人。我和弟弟再馋，母亲也不会破例让我们先尝一个的。外祖母看出我们俩的心思，耐心地对我们说，吃上梁的馒头一定要等上大梁的时候和人家一起抢，小孩子是不能先吃的，男孩子先吃了将来娶不到媳妇，女孩子先吃了，将来找不到婆家……
上大梁的前两天，父亲骑自行车专门到集市上买来大糕、鞭炮和糖果，外祖母和母亲拿出一只笆斗，把点上红点儿的小馒头和糖果及大糕片混合在一起，像看宝似的严守着，寸步不离。等到房顶上的薛四爹大声喊：“把馒头、喜糖和糕准备好”。父亲才从外祖母的怀里把盛满小馒头和糖果及大糕片的笆斗抱出去，高高地举过头顶爬上墙边的脚手架，亲自交到薛四爹的手里。老木匠薛四爹接过笆斗，放开嗓门说道：“天上金鸡叫，地上凤凰季，今天黄道日，正是上梁时。上梁上梁，喜气洋洋，前有鲁班，后有张良。金梁到墙口，白馍三笆斗。大梁擎到二梁边，快用烟酒敬神仙……”这喜话还未说完，房梁上和院门口同时点燃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薛四爹说喜话的声音不时被鞭炮声淹没，前来抢馒头的乡亲们，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把新屋的前前后后都挤得严严实实，有的人向薛四爹招手，有的人朝他大声喊：“撒一把！”薛四爹则继续大声喊着：“一撒状元及第，二撒金玉满堂，三撒步步登高，四撒五谷丰登，五撒八面来财生紫气……”孩子们为了抢一个馒头一起趴在地上，挤压在一起，堆叠在一起，最底下的孩子无论被压得多么难受，手里攥着的小馒头怎么也不会松开。
多数老人抢不过年轻人，他们空着手是不会回家的。然后就挤到院门口，拉住母亲的胳膊笑着说：“他婶，把你的后手拿出来吧！”母亲是事先早有准备，她和外祖母都知道抢不到馒头的人肯定是要开口讨要的，这是范家湖人讨喜的风俗。母亲便到锅屋去，打开箱柜的盖子，一遍又一遍地从里面用手摸出几个小馒头和几颗糖果来，笑着分发给围着她的那些婶子和奶奶们。众人在笑声中，边说喜话边盯着手里的小馒头端详着好久才小心地揣进怀里慢慢离开。
鞭炮声里父亲里里外外指挥着人们继续干活，还不停地搭讪着前来看热闹的乡邻们，那粗实笔直的杉木大梁上贴着红纸黑字：福禄寿喜财。大梁的正中间还系上一块大红布，这喜庆的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六月的范家湖正值盛夏，房前屋后的树梢上喜鹊不停地叫着，蝉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光着臂膀的父亲，肩头上搭一条旧毛巾，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他一边抱着草捆往新房的墙边走，一边笑着用嘶哑的声音吆喝孩子们让道。
父亲盖的虽然是个土坯草房子，与那些“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无法相比，但在我的心目中它却“别有洞天”。母亲多次心疼地对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说，新房子盖好了，你大大身上掉了十几斤肉呀！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体会父亲当年盖那个土坯墙草房子，到底历经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辛苦。
编辑 | 赵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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